南方人物周刊：《十月围城》的前世今生 南方人物周刊, 十月围城, 陈可辛, 陈德森, 甄子丹

2009年12月17日23:58  南方人物周刊


《十月围城》的前世今生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北京

　　10年前，香港导演陈德森拿着《十月围城》的剧本到处去跟人谈投资，在他的计划里，要搭建一座城池，真实还原1905年的香港中环。听了这个计划，10个人里有7个扭头就走，还有两个劝他不要再发疯了。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就是陈可辛。

　　那是1999年，香港电影的艰难时世：

　　武侠片魅力渐失，“新浪潮”已然退潮，香港之外的电影市场大幅度缩水：台湾的第四台直接一根光缆接到观众家，一年交700元就可以看电影；回归为大陆盗版业大开了方便之门，再加上香港自身经济的不景气，许多电影人被迫放起了无限期长假。这时候要说服投资者花6800万投一部有8个明星当主角的戏，其中三分之一用来实景造城，无异于痴人说梦。

　　10年前的一个旧梦

　　艰难时世里总有做梦者，当时另一个香港导演也做着类似的梦，要花4800万拍一部警匪片，用一堆明星。重重碰壁后，这个梦在2002年实现，刘伟强拍出了《无间道》，为当时的香港电影打了支强心针。

　　而陈德森的梦依漂浮在半空。电影《神偷谍影》之后，已被定位为动作片导演的陈德森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要拍一个男性观众和女性观众都为之动容的动作片。

　　陈德森年轻时在香港海洋公园当过海豚训练员，非常喜欢设计动作，但他对香港动作片的既定套路感到厌烦了。“开场先是一段小打，十分钟之后再打，中间反复打，结尾是暴风骤雨般地狂打。”

　　他想，能不能颠覆这个规律，让电影的前半场全是文戏，后半场全是武戏呢？

　　这是一种冒险，如果文戏不够抓人，那些冲着动作来的观众会看不到一半就起身离场，如果武戏不够震撼，又没有办法在力量和调度上“罩得住”全片。

　　《十月围城》就是这一构想的产物。2003年，剧本定稿之后，他终于筹到一笔投资，演员也基本到位。陈德森亲自拿剧本去送审，因为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每天早晨9点45分，陈德森就站在电影局门口，一连站了9天，审批剧本的领导看见他都觉得惊讶：“咦？你怎么天天站在这里？”

　　在广东佛山南海，陈德森开始按自己的心愿搭景，等景搭到七七八八，SARS来了，发源地就在他们隔壁村庄，工作人员闻讯后悉数逃回香港，片场留下一片空城。几个月后，SARS的阴影过去，重新协调演员的档期以期再战，等到万事具备，噩耗传来：投资人因被骗16亿而自杀了！

　　那是陈德森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短短两个月里，母亲中风成了植物人，姐姐被查出患上癌症，剧组遗留下一摊账目需要他去料理，他自己也面临着吃官司的可能——他以前只接到过超速的罚单，连法院是怎么回事都不清楚。陈德森得了抑郁症，陈可辛、尔冬升这些好朋友谁也不敢找他，生怕说错话让他陷入更极端的状态。

　　这时，他出了车祸，汽车被彻底撞出去的那一瞬间，他感到了一种残酷的、解脱的快意：“来吧！该来的一起来，我还怕什么呢？”

　　车子报废了，陈德森没死。该面对的麻烦一样没少，身上还添了新伤。《十月围城》成了一道魔咒，围困住了他。

　　电影人发现的新大陆

　　陈德森说，香港回归对香港人是件好事，他们从此有根了。

　　在1997年之前，香港人去台湾旅行，因为持的都是英国护照，出入海关时，国籍一栏填写：英国人。台湾海关接过来，啪一下叉掉，改成“香港人”。“这很荒谬的，在香港只有广州人、潮汕人、上海人……哪里有什么香港人？”97年之后，他们再去台湾，如果还写“香港人”，台湾海关接过来，又啪一下叉掉，改成“中国人”。

　　“所以香港人是特别爱国的，因为他们是漂泊的人。”对香港电影人来说，举手拥护回归还有另一项理由：虽然回归之初他们领教了内地铺天盖地的盗版，但渐渐地，他们也发现了内地庞大的电影消费市场，如航海者发现一片丰饶的新大陆。

　　2008年，《投名状》刚刚下片，陈德森接到多年老友PETER(陈可辛)的一通电话，聊了那么多，陈德森只记住了陈可辛一句话，“我觉得你那个可以弄了。”

　　不用挑明，陈德森就知道“那个”指的是《十月围城》，剧本筹备了10年，中间选角一易再易，所以在香港几乎每个演员都知道这个故事。10年间的斗转星移让人唏嘘——最初陈德森理想中的陈少白饰演者张国荣如今已经阴阳两隔。

　　陈可辛承认，《投名状》和《集结号》的成功，使他对内地电影市场的看法改变很多，《投名状》让他发现了内地观众对大片的消费能力，而《集结号》让他感觉到，原来主旋律也可以拍得这么好看。“中国电影已不只是小阳春了。”陈可辛说。

　　很多港台电影人几年里纷纷北上，印证了这种崛起。“我觉得就不要分什么香港电影、台湾电影、内地电影，大家都是在为华语电影做贡献就对了。”

　　当时，正是陈可辛的“人人电影”、“我们制作”正式进驻内地的时机，他和黄建新把《十月围城》作为了他们的开工大戏。

　　在上海松江的胜强影视基地，一座斥资4300万人民币、占地100亩的上世纪初的香港中环带着旧时代的尘息建起来了。“这个景的每个房间都是真实的，我把每扇门都打开来看过。”范冰冰说。

　　直到奔波找景的这段时间，制片方手里还没有足够的钱。但陈可辛是个较劲的人，他认定的事情，不管有没有钱，都要做。

　　可辛的父亲陈铜民在1973年拍过十月围城的故事，只不过当时的片名叫《赤胆好汉》，10岁的陈可辛还在片中客串过男主角的儿子，有一场洗澡的“半裸”戏。《十月围城》上映时，公司曾想过把老电影找出来，作为宣传资料，但是哪里都找不到——原来当时这部电影在香港根本没能上映，只是把版权卖到了国外。

　　新的《十月围城》可不会重复陈铜民当年的尴尬，虽然要与《三枪》等竞争，但这部投资1.5亿的制作，目前的票房估算是保3亿、争4亿。4亿是今年《建国大业》的票房数字，如果《十月围城》能突破这个数，就能成为全年的票房冠军。按保利博纳老总于冬的说法，全国15条大院线已各自领走份额，给《十月围城》护航，“3亿只是个起步价。”

　　别给孙先生脸上抹黑

　　2009年11月12日，南京阴雨蒙蒙，这一天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开进中山陵，车门一打开，周围的游客尖叫起来！人群哄地一下围追堵截着那些从汽车里鱼贯而出的明星：甄子丹、范冰冰、巴特尔。高人一头的巴特尔和身穿中山装的范冰冰在人群中格外扎眼，也有眼亮的人能认出韩三平、陈可辛……现场的保安完全不起作用了。

　　这是《十月围城》在首映前的一次谒陵仪式。陈德森信佛，他的印度老师不了解中国历史，听了电影梗概后问他：电影里的这些人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吗？如果有的话，你要去给他们磕个头！

　　在孙中山的灵柩前，穿黑色西装的陈德森三鞠躬，沉默不语，他说，他当时在心里讲：孙先生，我们这部片子，可没有给你脸上抹黑。

　　电影里孙中山的扮演者到底是谁，一直是《十月围城》剧组保守的秘密，这个谜底直到首映前才揭开。陈可辛曾得意地说，就算观众看了电影，他们也猜不到扮演者的姓名。因为特型实在太逼真了，从好莱坞请来的造型师，是为《加勒比海盗》做特型的，操一手复杂的绝活，谢霆锋那疤瘌眼、半只耳的破相妆、甄子丹最后被打成猪头的鼻青脸肿妆，都是拜这套先进的“易容术”所赐，光是做面部膜具的粉就必须几天前开始调配。

　　“所以几乎是做了一张孙中山的脸贴在演员脸上，就算换成是你去演，也跟孙中山一模一样的。”陈可辛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我说。

　　唯一无法伪装的是眼神，据说，张涵予就是凭借眼神里的“镇定、悲悯、诚恳”打动了陈可辛，击败梁朝伟和一票特型演员，在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十月围城》最初的名字叫《十月维城》，史料记载，1905年lO月15日，孙中山曾到过香港，他抵达的地方，就是维多利亚港。

　　“我发现，我对政治啊、革命啊，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关心的只是那些小人物在乱世中的状态。”陈德森说。

　　《十月围城》的动人之处，在于它没有生硬地描画一帮仁人志士，他们只是在乱世中临时被凑到一起，以“乌合之众”的手段对抗武装森严的清兵，他们参与革命的目的并不纯粹，很多人被裹挟进来：有的是为了爱情，有的是为了友情，有的为了尊严，有的为了报恩，有的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但革命是残酷的流血牺牲，是死亡。正如孙中山在电影里的旁白，“要享受文明之幸福，必先经历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革命。”

    《南方人物周刊》相关专题文章阅读：

    陈德森银幕背面的故事：我在电影圈有目标(图)

    南方人物周刊：中国电影最好的时光来了

    南方人物周刊：复兴的样本，还是短暂小阳春？

    对话易凯资本CEO：进入电影业的门槛会越来越高

    高军：我所经历的中国电影商业化(图)

http://ent.sina.com.cn/m/c/2009-12-17/23582814303.shtml

2009年12月18日00:02  南方人物周刊


陈德森



陈德森说戏



陈德森与李宇春

　　他对成龙讲：“大哥，我在电影圈有目标，我想做导演。”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北京

　　少年陈德森生活在单亲家庭，父亲有3房太太，他跟母亲在外面居住，父亲偶尔来看望他们。复杂的家庭让他跟父亲一直关系紧张，朋友们劝他，“连你妈妈都原谅他了，你有什么不能原谅的。”陈德森心想，我从小看着父母吵架打架长大，你们哪里知道我内心的恨意。

　　父亲是上海人，家里几代书香，到了爷爷这一辈，爱上上海滩一个女明星，泡妞未遂，反被吃醋的导演痛打一顿，从此教训子孙“戏子无情，婊子无义”。没想到自己的孙子就当了导演。陈德森的父亲为此常常训斥德森：“戏子！不好好读书，丢人现眼！”陈德森有去美国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修电影的机会，需要一万美金学费，父亲说：我宁愿把这笔钱给你妈去旅游也不会给你。

　　曾有拍拖的女友，问他，这辈子最不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最不想去参加我爸爸的葬礼。”这答案吓了姑娘一跳，以为他是冷血无情之辈。

　　多年后有一天，亲戚打电话给他，告诉他，你爸爸两周前去世了。听到电话的瞬间他松了一口气，心想自己终于不用去做那最不想做的事情，但事情并未这样结束，他哭了整整一周，每天把自己灌到烂醉。他的电影《童梦奇缘》由此而来。

　　《十月围城》首映，陈德森才发现，自己的每部电影，都有贯穿始终的父子情。李玉堂和李重光的父子情，是这部新片的一大看点。

　　跟所有的小孩一样，陈德森从小爱泡电影院，那个时候还没有嘉禾，看得最多的是邵氏的功夫片，还有从日本引进的神怪片。“光看电影还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那时邵氏片场很大，每到礼拜天，我和朋友都会凑一些零用钱，买些东西给道具房的师傅吃，师傅就会让我们骑骑马，耍耍刀，我们就在邵氏片场里扮大侠。”

　　1978年暑期，陈德森在香港海洋馆做暑期工，收工后他跑到保龄球馆打球，一个导演相中他身手敏捷、相貌端正，过来拍拍他，问：“小鬼，你要不要演戏？”这人就是香港著名导演徐小明。

　　在电视台当了一段时间龙套演员，有时有戏，有时没戏，他结识了当时在电视台做编剧的郑丹瑞、文隽，并开始给他们的综艺节目写段子，每天写七八个笑话，能录用大概两三个，渐渐地，他成了电视台签约编剧。

　　在拐角处停车

　　当时成龙要招一个助理，经纪人问陈德森有没有兴趣。成龙刚拍完《蛇形刁手》，红透香港，做他的助理，意味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电视台的朋友给他出主意，36个编剧坐了一圈，大家投票，18票赞成，16票反对，2票弃权。反对的人认为，做助理，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小跟班，能有什么出息？赞同的人认为，这是一个从电视圈踏入电影圈的好机会。“一出去就可以跟这么大的演员，当然要把握机会。我犹豫了几天，最终还是背上包包走了。”他成了香港第一代艺人助理。

　　“有时候陪他上街，他买3件衣服，就会让我挑一件，我喜欢开摩托车，他也帮我买。我爱喝酒，碰到他应酬要喝酒，我就帮他喝。那个时候我19岁，生活无所求。”直到有一天，他跟成龙去片场，茶水阿姨恭敬地对他说，“陈公子，这里很脏，你不要进来。”

　　他突然醒悟到自己已偏离了原来的目标，他为电影而来，不是公子哥儿。不进片场，他还能学到什么？

　　有一天晚上，陈德森开车载成龙，想了很久，最后还是开口：“大哥，我想辞职。”

　　“当时我很怕，也不敢回头，就在后视镜里看他的脸，他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大小孩，二十七八岁，不痛快就写在脸上。我记得他就回了一句：‘嗯。’然后就好久都不讲话，气氛一直僵着。开到公路的回旋处，我就把车停下来，好像小两口吵架一样。成龙说：‘我对你不好么？’我的声音就有点颤，‘没……没有，大哥，我在电影圈有目标，我想做导演。’”

　　他从后视镜里看见成龙的表情：一片嘴唇很不屑地撇起，笑了一下。陈德森差点哭出来，“我就跟自己讲，陈德森你不可以哭，屏住屏住！然后大哥就说：下月陈勋奇的戏开拍，你去，就说大哥说的，在里面做个场记吧。”

　　真诚的三级片

　　做过场记、做过编剧、做过策划、做过统筹……陈德森成了朋友们嘴里开玩笑的“香港最后一个副导演。”当时香港有3个公认最好的副导演：跟许鞍华的关锦鹏、跟徐克的柯星沛，以及什么导演都跟的陈德森。前两个副导演很快就媳妇熬成婆了，只有陈德森还在当他永远的副导演。

　　他执导的最引起争议的电影是低成本、全新人的《晚九朝五》，描写青年人纸醉金迷的夜店生活，一代人迷惘的青春和身体，这本是陈可辛想拍的片子，但陈可辛太理性，在圈子里是著名的健康生活分子，不喝酒，不泡吧，他对陈德森说，不如你来拍吧。陈德森爱喝酒，爱飚车，还有个在兰桂坊开夜店的表哥，真是天然优势。

　　《晚九朝五》在香港被评为三级片，当时UFO公司的其他合伙人，比如曾志伟，看见他们俩都掉头就走，责怪他们弄了部低级的片子，“好做不做，你们把公司毁了！”但陈可辛对陈德森说，我们不怕这些，我们拍得真诚一些。

　　真诚是有技术手段的，比如，陈德森说，男女拥抱在一起的时候，身体其实是看不见的，只是起床去洗澡的时候，他们毫不避讳地拍出来，而情色片则恰恰相反，男女搂抱在一起的时候给你大看器官，而他们起身的时候却很奇怪地围着浴巾。

　　那是1994年，香港社会普遍保守，“香港受的是英式教育，讲究的是绅士淑女，而且弹丸之地，房租酒店都那么贵，年轻人根本没机会在外面过夜，台湾就不同，台湾有日据时代的AV传统。”《晚九朝五》一上映，第二天就有中学校长在报纸上撰文，大骂该电影道德败坏，再过一天，香港一位神父出面回应，认为电影不过是真实反映当下青年人的生活状态。

　　他们后来才知道，这两位都是香港电影的评级员，彼此意见相左。这场笔战把观众引进了电影院，《晚九朝五》突然间成了社会热点话题，票房大卖，电影本身亦受好评。

　　兄弟重逢

　　《神偷谍影》为陈德森打开了最初的局面，这部投资1700万的电影在香港上映40天后就收回了1200万，在海外、特别是欧洲的发行也非常好，许多影评人认为这部戏只用好莱坞1/10的投资就拍出了好莱坞动作片的质感，此后，陈德森的电影成了嘉禾公司除了成龙以外最卖钱的电影。

　　其后，他执导的《紫雨风暴》，集动作、枪战和悬疑于一身，在第1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领奖台上一口气捧回5座金像：最佳摄影、最佳剪接、最佳动作设计、最佳服装造型设计及最佳音响效果。美国“9·11”以后，有记者追问好莱坞一位名导演对恐怖活动的看法，该导演说，每次我被问到这个问题，我就要把自己关进家里的观影室，看一遍《紫雨风暴》。

　　跟成龙的合作随之而来，这对在公路上分道扬镳的哥俩，已经有18年没来往了。成龙主动提出，要在德森的下一部戏《特务迷城》里当主角，请他把原先写给金城武的24岁的角色改成42岁。

　　“我把成龙约出去喝酒，故意喝很多，乘着酒意问成龙：‘大哥，你有没想清楚啊，十几年前我是你助理，现在你找我做导演。’成龙就笑：‘这十几年，我一直在背后看你，你每一部戏其实我都有看，这部戏，我不是你大哥，我不是明星，我就是你的演员，你是导演。’”

　　渡尽劫波兄弟在，于是，相逢一笑。

　　男人之间的隔阂和破冰，让陈德森感慨，他说，香港电影之所以能在好莱坞产生那么大的化学影响，除了动作，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香港电影里描绘的男性友谊。“好莱坞没有这种东西，他们觉得这是GAY，所以吴宇森的《喋血双雄》在美国被评为年度十大同性恋电影，但其实，这就是中国男人的武侠情怀、兄弟情义。”

　　全世界去听台词

　　香港是一个人人敬业、拼命的地方，因为地方小，机会少，一般一个导演如果接连拍两部失败的戏，第三部就请你走人了。陈德森说，电影导演分两种，一种是电影艺术工作者，另一种是电影娱乐工作者，他自己就属于后一种，并不高产，但很谨慎。

　　他最想拍一部能够同时让人笑又让人哭的电影，“煽情很容易，但好的喜剧是剧中人根本没有笑，你笑得死去活来，真正好的悲剧是剧中人根本没有哭，可是你的眼泪一把一把地掉。这非常难处理。”

　　2003年抑郁症的阴影渐渐淡去，他依旧单身，没有小孩，笃信了佛教，做义工，在他照顾的孤寡老人身上，他仿佛补偿了自己无处施予的反哺之情。有时，他会想起父亲。

　　他爱潜水，“在那个世界里，你很宁静，又很危险，所有的一切都必须非常专注，而且运动量很大，海底仿佛一个外星世界，让人忘忧。”但是他的体力渐渐不能应付这项高强度的运动了，于是，他到处旅行，在那些小民口中，他听到了自己一辈子也想不出来的台词。

　　在香港，出租司机听说他买了大房子，可还是不开心，就对他讲，“先生，你缺的不是一个屋，而是一个家。(You Don't need a house，you need a home。)”

　　在俄罗斯，他听出租司机说起家里的孩子，就打包了高级西餐厅里的牛排给司机，让他带回去给孩子吃。司机说，“我不要，如果孩子知道了这世界上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以后天天管我要，我怎么办？”

　　在环太平洋的小岛上，他听年轻的船夫讲自己的身世，他们一家三代别无选择地开着游船，天天渡人游玩，“等我爸爸死了，我要烧了这条船，到外面的世界去。”陈德森说，总有一天，他要把这些桥段，统统写到他的剧本里去。

　　带张旧照看电影

　　在《十月围城》的片尾，李宇春《粉末》歌声响起，密如蚂蚁的演职人员名单随着歌声在屏幕上滚动、隐去。最后，打出一行字幕：纪念曾献基先生。

　　没人知道曾献基先生是谁，但对陈德森来说，“这个老板对我像再生父母。”2003年《十月围城》开拍时，曾献基是一位年轻的银行家，这个39岁的香港人，虽是商人，却热爱电影，喜欢听人讲剧本故事，他相信了陈德森关于十月围城的梦，并且许诺拿出6800万给他去搭造这个梦。

　　“他也不是暴发户，但对人很好，特别仗义，我看中500万的房子，他一定逼着我去买1000万的，住离他近一点。我要贷款，他说你为什么要去银行借，我就是做银行的，跟我讲就好了呀！我说我哪里有钱能那么快还你？他说不这样我怎能绑住你10年。”

　　“你这么看好我能成功？”陈德森问。“是啊！”曾献基答，他常常是他剧本创意的第一个聆听者。

　　“当时他就硬逼我，快点把所有的钱都拿去，我只拿了一半，3400万，我说不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就已经预感到自己要出状况。他被别人骗了，骗掉他的公司16亿，他自己被骗了3亿，回不了头，人家说他共谋，所以他也得坐牢。”曾献基提前两周就安排好一切，差开船工，在自己的游艇上自杀了。

　　自杀前一天，陈德森还从广东片场给他打电话，兴奋地在话筒里对他讲，“Eddie，我有点新的想法要跟你讲！”曾献基说，“你声音怎么啦？你感冒了？你的电影下个月就要开拍，你可不能感冒！”他们约定了第二天在香港见面，“你有想法我们明天再聊，你要吃什么菜？泰国菜还是韩国菜？”

　　陈德森完全没有听出任何异样，挂掉电话，当天晚上，曾献基自杀身亡。

　　朋友们都说，《十月围城》首映，德森，你得抱着曾先生的照片去看电影。

2009年12月18日12:05  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记者  刘子超  发自北京

　　特约撰稿  韩天

　　仅仅10年之前，中国电影产业还处在寒冬之中，在全球电影业滑坡的今天，中国电影却被寄予了厚望

　　按照规律，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影视业一般不降反升。“还有什么比跑进电影院里，找寻两个小时逃避现实更便宜的娱乐？”“银幕上的花团锦簇、悲欢离合的故事、寻梦，也是大家发泄喜怒哀乐的最佳场所”

　　“电影是什么？电影是创作、商品、娱乐。”《三枪拍案惊奇》上画前夕，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10年下来，评论界也罢，知识分子也罢，可能都接受了这种多元化的定义。这实际上是个进步。”

　　不管我们是否认同这个“进步”，10年来中国电影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1月20日，2009年的内地贺岁档就拉开了序幕。这个业界公认的黄金档期将持续到2010年2月20日，长达93天，为1997年内地正式出现“贺岁档”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

　　在93天的时间里，有50余部电影先后上映，远超去年27部的数量，几乎两天就有一部新片。其中包括了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陈可辛的《十月围城》等片。北京新影联院线副总经理高军放言：“2010年贺岁档票房达到20亿没问题！”而仅在2009年同期，这个数字还为14.7亿，2008年则为9.47亿。

　　在过去5年中，中国电影票房始终以每年20%-35%的速度递增。2009年全国新建影院数目更突破110家，新银幕数突破600张，平均每天就有1.64块银幕诞生。

　　仅仅10年之前，中国电影产业还处在寒冬之中，如今“暖春”来了。在全球电影业滑坡的今天，中国电影却被各方寄予厚望。

　　“41亿元？这么少？”

　　如今，电影是最值得贩售的软性商品之一。从恢宏的首映礼到豪华的电影院，从追捧明星到恶搞台词，电影附着的文化符号，成为中国日渐崛起的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

　　2009年，全国电影票房预计可达到53-58亿，比2008年增长28.5%，连续4年以25%以上的速率递增。而到2010年，全国票房预计可达70亿，有望进入世界前十。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说：“10年之内，中国电影票房将达300亿，中国电影的关联产业收入将超过1000亿。”

　　“该如何理解中国电影业的现状呢？”中国导演协会秘书长郑洞天则说，“通过数字强调增长固然是一种价值观，而通过数字看问题，则是另一种价值观。”

　　业界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是，4年前，当一份中国电影市场收入预计是41亿人民币的数据报告送到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手中时，这位传媒大亨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41亿元？这么少？”

　　实际上，这些数字如果放在整个世界电影工业的背景里看，更像是润物细无声的微雨。

　　中国的电影票房收入只占美国票房收入的6%。电影民营企业中的老大——华谊兄弟，2008年的电影票房收入为6亿人民币，而美国2008年的年度票房冠军《蝙蝠侠》一部影片的收入就达63亿人民币。

　　“最赚钱的电影，也就赚几千万人民币”——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

　　“要谈未来10年300亿的总票房，先要实现中国电影的银幕片数达到2万张，加大电影院硬件设施的投入，”民营电影公司保利博纳的董事长于冬说，“目前我国电影银幕的总片数还不到5000张，而美国现在已经达到4万张，可以说中国电影市场相当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

　　在引进“大片”的前10年，中国一直难掩国产影片大败于好莱坞的窘境。《亡命天涯》、《真实的谎言》、《泰坦尼克》等影片横扫国内票房后，有电影业内人士担忧掌握美国大片进口配额的中影公司会成为美国片商的“洋买办”。北京市电影公司甚至专门致函中央某部长说：“让美国的影片占领我们的电影市场，用中国的票款养肥外国的片商，不利于稳定整个电影行业的军心。”

　　直到2005年，国产电影的票房终于首次超过美国大片。但由于国内进口配额限制，2008年中国只进口了25部美国大片，再加上一些欧美“小片”，就已获得40%的票房份额，而2008年中国生产了400多部国产片，同样的产出，产品却是好莱坞10倍的数量。

　　更具说服力的对比则是，在2008年43亿元的票房中，26亿元来自国产片。其中仅票房排名前9位的国产大片，在国内赚取的票房总和就逼近20亿元，剩下国产片的票房总和才6亿元。

　　中影南方新干线负责人邱晴认为，今年贺岁档的国产片票房更不容乐观。尽管在数量上依然占有绝对优势，但从市场来看，因为有了《2012》和《阿凡达》的加入，国产电影票房很可能会输给好莱坞片。

　　《阿凡达》是美国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筹备20年的巨制。作为最成功的商业导演，卡梅隆的信誉甚至比斯皮尔伯格都要强。虽然《阿凡达》在内地上映晚过美国一个月，但威力却依然无人敢小视。

　　《刺陵》导演朱延平对好莱坞电影的冲击表示了担心。他透露《刺陵》两次调整上映时间，从12月29日提前到12月10日，只是想避开《阿凡达》。他还表示，除了《刺陵》，《三枪拍案惊奇》、《风云2》等影片也是因为避让《阿凡达》，不得不调整了档期。

　　“哪部电影能多卖一张票，我就多给它一张银幕”

　　作为《我的唐朝兄弟》的导演，杨树鹏第一次执导影片就获得了上映机会。尽管口碑不错，但却不到一星期就被挤下排片表，也没有收回成本。

　　“事实上这是一次惨痛的经历，让我知道，在电影创意、制作和执着之外，还有——的确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杨树鹏对本刊记者说，“事已至此，我连个能对此负责的人都找不到，如果能找到，我一定打得他满地找牙。”

　　对于另外一些中小成本的国产影片来说，连进电影院都是奢望。

　　小型影视制作公司“春秋院线”的总经理吕建民精于计算。他投资拍摄小成本高清数字电影《天台》花了五六十万，如果要上院线，至少还要花那么多钱。

　　“从票房收入中我可以分到30%，”吕建民说，“也就是说要200万元左右的票房收入才能收回上院线需要的投资，而对于国产小电影来说，能有100万票房就很不错了。”正是在这样的精确计算后，吕建民做出了决定：“算了，不上了。”

　　电影作为一种商品，能否通过影院渠道与观众见面，投资人更多考虑的是成本和回报。一部电影，在全国范围内发行，至少需要几十个拷贝，每个拷贝8000元。一部三五百万投资的电影，连宣传费、拷贝费都付不起。这些电影靠各种奖项的奖金和海外版权销售，往往还能收回成本甚至略有盈余，而一旦加大宣传成本博取票房，亏本的可能性反而增大了。

　　于是中国电影出现了这样一个现实：大量拍出来的电影没能进入电影院。2009年，能够进入电影院上映的国产片只有83部。2008年，406部国产片中上映的也只有80部左右。这一现象已经持续多年，200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402和80，2006年则为330和90。

　　《夜店》导演杨庆认为，问题出在院线的权力太大。“要是他们不给你排档，或者给你排特别差的时间段，再好的片子也会玩完，”杨庆诉苦说，“《夜店》受排挤不是发行公司的问题，问题出在院线。”

　　在杨庆看来，在同一档期，影片获得院线支持，往往便可取得票房佳绩，否则便可能沦为炮灰。《集结号》在票房热卖的半年前便与“八大院线”有过声势浩大的签约仪式；而《喜羊羊》的票房奇迹离不开上海联合院线的鼎力支持。今年暑期档的《麦兜响叮铛》则继续复制这一手法，7000万的票房佳绩中，上海联合院线便贡献了接近三四分之一的份额。

　　“没有大的宣传营销声势，影院经理就不会认为这个电影是有票房的。他就不会安排最好的上档时间和场数，”导演曹保平对本刊记者说，“所有的这些都源于没有一个规范的商业运营。”

　　对于“排片潜规则”的指责，院线公司则不以为然。“比如9月初，好片大片空缺，全国总票房一下子就跌到每天六七百万。我们只能寄望于9月17日《建国大业》上映，扳回颓势。”

　　对于中小投资规模的国产片沦为炮灰，业内人士不二表示，“因为影院肯定还是要赚钱的，观众想看《2012》难道影院就不给他们看吗？”而另外一个业内人士关雅荻则觉得，国内电影市场的高速增长，让以前的经验判断失去了准头，“整个市场盘子的变大，让市场越来越不可预测，强者更强，弱者会死得更惨。”

　　目前，国内票房来自于若干条城市院线。院线类似于快餐的连锁加盟，一家影院好比一家快餐店，一条院线就是一个品牌，实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

　　郑洞天说，影院老板们的经营指导思想，目前还处在原始积累阶段。在营销上，还是坚持票房是衡量电影产业的第一指标。“哪部电影能多卖一张票，我就多给它一张银幕。”

　　实际上，真正的“院线制”是一种成熟的电影营销手段，当前出现“原始积累和院线制在打架”，原因就在于“没有细分市场”。

　　“所有院线只演一部电影，其实并不是大片垄断，”郑洞天说，“而是每一个电影院都力争效益最大化，稀里糊涂地形成了一种合力所造成的垄断效果。”

　　在美国，很多著名的院线公司，如Regal Entertainment Group，他们手中掌握的电影院数量常常多达几百家，形成了遍布全国的电影院网络，他们之间的纽带多靠资本相联系。而不同的院线公司，则如同快餐中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强调各自不同的品味和对电影的理解，不同类型的电影进入不同的院线，最终到达不同类型的观众面前。

　　这似乎为中国院线提供了一条良性发展的方向。郑洞天认为，无论院线还是影院，都要转为私有化的形式，或者至少采用股份制，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这样才能从重短期利益过渡到重长期品牌。

　　如今，民营资本已经开始流入院线领域。地产商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给旗下的万达院线公司下达了目标：每年建成10座以上的多厅影城、100块左右的银幕；到2010年基本拥有近70家直接投资的电影院、550块银幕、10亿元年收入。

　　“万达提倡这样一种休闲方式：早上睡个懒觉，然后一家人开个车，买张电影票逛逛商场，吃顿快餐，一天在这里消耗掉，”万达院线副总经理陈国伟对本刊记者说，“万达院线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将看电影培养成一种类似用电脑、打手机一样的生活方式，一两个星期不看场电影，生活就缺了点什么，感觉没有味道。”

　　对此，《盲井》、《盲山》的导演李杨的看法并不乐观：“现在，我们电影的类型还不如1980年代丰富，”李杨说，“一进电影院就是千篇一律的大片，如何指望观众形成观影习惯？”

　　李杨刚从法国巴黎回来。一天晚上，他去看电影，发现10个厅上映10部不同层次的电影，而且10个买票队伍几乎一样长，既有来看好莱坞大片的队伍，也有来看艺术电影的队伍。

　　《麦田》导演何平也说：“电影市场好了，因为商业电影拍得很像商业电影了，例如说怎样包装、怎样宣传、怎样推广一部电影，在影片中使用什么明星组合，怎么设定制作预算，我们这几年做得很好，越来越国际化……市场好了，电影拍得却不够好，远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影那么有文化气质。”文化发展严重落后于产业发展，让何平感叹“我们离国际水平越来越远”。

　　高军对媒体说：“尽管我们肯定商业大片，但我们缺少的不是商业大片，最缺少、最薄弱的是中等投资规模、中等回报的主流故事电影。现在或者是大投资高票房、动辄上亿的电影，或者是大量的全国票房仅有几万、几十万元的影片，还有的干脆就进不了院线。中国电影呈现出一个很不健康的金字塔形状，而理想的形状应该是纺锤形。”

　　中国的“软实力”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电影也曾有过辉煌。那时电视还没有普及，中国的观影人数最高达到293亿人次，平均每个人每年进电影院29次。文革结束后，电影故事片的拍摄迅速恢复，很快超过了解放后的最高产量，再加上376部文革中被禁的国产老电影复映，中国电影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潮。

　　尽管有那么多的人次，却没有形成消费。因为电影的经营方式是国家花钱拍电影，单位和政府掏钱买票请人看，政府的钱从这兜进那兜。1993年，广电总局颁布《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10年之后，《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出台。

　　亲历这段历史的高军说：“前者结束了当时中国电影‘统购包销’的局面，开始把电影推向市场化；而后者则打破了过去只有国家指定的16家电影制片厂才有资格拍电影的规定，任何国有、民营企业都可以投资制作、发行和放映电影。至此，中国电影完全走向了市场。”

　　现在，每年的国产电影中还是有一大批并不在意票房的主旋律影片。它们为各种意识形态的需求而制作，由各地政府埋单，基本上不计回报，只求宣传。比如今年的30部国庆献礼影片，除《建国大业》等几部片外，基本都属于这样的影片。

　　还有一类影片，数量更为庞大。它们以低于80万的资金拍摄，使用数码机器，往往租一个别墅拍上一周，再用一周时间做后期便可完工。这样的作品，很难卖给院线，它们的盈利模式是卖给现有的7个电视台的电影频道(央视、东方、西影、长影、珠江、潇湘和峨眉电影频道)。这样的影片占据了每年国产影片数量的一半甚至更多，其中不乏粗制滥造之作。

　　“就像报纸旮旯经常登的致富小广告，”郑洞天形象地说，“如今，拍烂电影已经成了中国大地上一门新的营生，有趣的是，恰恰是国家办的电影频道支撑了这样一种市场需求。”

　　商业大片往往“叫座不叫好”，低成本电影又常常制作粗糙，中国电影的希望在哪里？导演李杨的答案是，在每年十几部真正符合艺术规律的电影身上，他称之为中国的“软实力”。

　　这批影片中，有一些瞄准了国际电影节，通过这样的途径收回成本。特别是如果能够参加戛纳、威尼斯、柏林电影节的话，由此获得的海外收入大致可以补回几百万元的成本。郑洞天说，现在对于大多数比较有潜质的创作者，如果拍不到商业大片，基本上都被逼到了这条路上。

　　即便在国际上取得了声誉，对年轻导演而言，内地的电影市场依然是残酷的。《凤凰》的导演金琛说：“好久没拍电影了，一直忙着拍电视剧挣钱。”在东京电影节载誉归来后，他面对的是内地市场对《凤凰》的“遗忘”。最终《凤凰》赔了一半的制作费，金琛只好再回头拍电视剧，赚钱还给投资方。

　　艺术性真是“票房毒药”吗？当年，美国一部独立影片《女巫布莱尔》，凭借2万美元的投资，换回全世界两亿美元的收入，而李安《喜宴》的性价比高达1：21，超过所有大片。

　　同时，这些低成本的艺术影片创作者中，往往潜伏着一些有能力在日后投入到商业电影制作中的年轻导演。在拍摄《疯狂的石头》之前，宁浩曾经一边拍广告挣钱，一边拍摄了《香火》、《绿草地》这两部低成本的艺术电影。虽然它们都在国外的电影节获得了一些奖项，但由于资金困难，拍摄时很多想法无法实现。而恰恰是《绿草地》在香港亚洲电影节上被刘德华看中，宁浩受邀加入他主持的“亚洲新星导”计划，这才有了后来的《疯狂的石头》。

　　“我并不觉得拍小片就没有生存空间，”宁浩说，“我也不觉得拍大片就一定会被别人左右。”

　　其实，不管是大片还是小片，在李杨看来，一个成熟、规范的电影市场，应该是“鱼有鱼路，虾有虾路”。

　　“中国电影的问题不是时间问题，而是体制问题”，李杨说，“类似的问题也远远不止于电影领域，只是恰好在电影领域表现得特别突出罢了。”

　　“赚钱和保本的影片占20%，赔钱的占80%”

　　20年前，第五代导演拍出了《银蛇谋杀案》、《代号美洲豹》、《摇滚青年》这样的类型电影，但现在的主流商业电影除了古装大片和搞笑大片，已经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身影。

　　今年的贺岁档中，虽然影片数量空前庞大，但类型却仍然单一，大多数影片中的角色都穿着古装戏服，演绎着或真或假的古代故事。由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领衔，《十月围城》、《锦衣卫》、《风云2》、《刺陵》、《孔子》、《花木兰》、《熊猫大侠》等影片，不是古装片便是年代戏。

　　贺岁档出现之初，以冯小刚为代表，喜剧片居多，渐渐有了古装片、动作片、爱情片等，形成了多样化的格局。如今，贺岁档又成了古装片的天下，现代题材缺失。新首都电影院总经理官志斌认为：“古装片受追捧，是因为这类片子拍出来基本都卖座。”

　　古装武侠题材仍是国内商业片中最为成熟的类型，市场认可度相对较高，回收成本相对容易。对于贺岁档古装片一窝蜂的情况，中国传媒大学影视学教授赵宁宇认为，这些片子模仿《画皮》、《十全九美》的成分很大，去年这两部影片票房均大获成功。

　　“为什么说《英雄》和《甲方乙方》重要呢？”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说，“因为目前只有这两种商业模式被证明成功。”

　　于是，中国式大片被渐渐逼上了“梁山”。“一部片子要有四五个亚洲一线明星砸进去，”王朔调侃说，“一千万美元以下的，上房不带剑的，叫人瞧不出咱们从前心里其实挺狠的，不叫电影。”

　　虽然由此带来巨额成本和投资风险，但是投资人抱怨，如果不砸这么多钱，就有可能赔得更惨。

　　这种情况，在今年的贺岁档似乎有所改善。除《十月围城》外，今年的古装片大多是投资四五千万元的中等成本影片，就连一贯“铺张浪费”的张艺谋也走起了稳妥路线。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前几年大投资的影片过多，但收益多不尽如人意，因此现在真正的大片很少，这样对投资人来说更安全。虽然《三枪拍案惊奇》、《花木兰》、《孔子》等投资也不小，但没有像当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那样突出。

　　即便如此，以目前资本和市场的成熟度，电影投资仍然是一种“冒险”行为。“业内有一个说法叫‘二八定律’，”高军说，“是指赚钱和保本的影片占20%，赔钱的占80%。”

　　好莱坞分析家们认为，电影业不仅是一个独特的行业，而且是高风险、不确定，甚至毫无章法的。即使存在众多电影市场调查公司，电影业仍然存在很多难以判断的因素。在历史上，许多原本很卖座的电影都因为判断失误而被放弃。例如，环球公司放弃了《星球大战》，哥伦比亚公司放弃了《E.T》，而除了派拉蒙公司之外的其他所有制作公司都不看好《夺宝奇兵》。

　　目前，国内制作、发行、院线的票房分成是4：2：4，这意味着票房要比投资高3倍才能算是赚钱。一部大片如果真的投资两三个亿，那么即使国内的票房收入超过《泰坦尼克》的3.5亿，也未必就能够赚回成本。

　　以中影的《赤壁》为例，其拍摄投资总额一度风传为8000万美元，但其上下两部影片内地票房不过5亿多元，即使考虑海外版权，该片似乎“亏损严重”。但实际上，《赤壁》的实际拍摄投资额仅人民币1亿多元。

　　“这就是中国电影的现状，宣传的数字都不可信，商业影片的投资额都往高了说，主旋律影片的投资额都往低了说，公开的票房收入全都高出实际数字，”一位业内人士感慨道。   

　　《建国大业》上映期间，韩三平在多个场合对媒体乐观估计，这部电影投资3000万，只要票房达到1亿即可盈利，说明主旋律影片不依赖政府支持就能赚钱。

　　该片的另一位投资人则透露，《建国大业》实际拍摄投资为3700万元，中影还为它投入了2000万元的宣传费用。这些也应计算进去。两项相加是5700万元，那么《建国大业》的票房至少要达到1.4亿元左右，才能刚刚实现盈亏平衡。当然，这些都要在众多明星“零片酬”的基础上。

　　“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看法国前几年报界对电影产业的批评：表面胖是虚胖，表面健康的身体存了胆固醇。数字不是一切，当环境(如制作规律、守法程度、通路建构)、人才和观众不能有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时，许多数字是虚膨胀的。法国以电影文化自诩，当电影全沦为电视剧般的平庸之作时，社会发出了怒吼，”台湾电影人焦雄屏说，“反之，中国电影观众比较逆来顺受。大家看了广告去看电影，出来一直骂，可是下次又再走进戏院。令人念念不忘的电影，曾几何时消失了？”

　　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在今年近50部贺岁档影片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投资有4000万元左右。“这种规模的投资需要1亿票房才能收回投资。即使国产电影按40%满打满算的增长率算，贺岁档撑死能达20多亿票房，但又怎么可能有20多部影片每部都占1亿多呢？其中张艺谋、陈可辛肯定要占据更大份额。”照这样看，更多贺岁片的投资人，未必能得到预期的回报。

　　“现在是中国电影最好的机会”

　　2009年10月15日，华谊兄弟终于如愿以偿登上资本市场的舞台，成为全国首家登陆创业板的影视娱乐公司。这给华谊兄弟打开了一条更广阔的融资渠道，但更重要的是，华谊兄弟上市的成功，给中国影视企业的群体上市提供了示范。

　　不过，也有权威人士认为，市场对华谊兄弟以及整个首批上市的创业板企业的股票估值，都显得过于乐观了。　　

　　按照惯例，40来亿的票房蛋糕只有40%归拍电影方。也就是说，如果电影市场不发生大的变化，国内的拍电影方大约能收入10来亿(营业额)，以15%的净利润率计算，中国所有电影一年能赚到的净利润也就2亿左右。

　　假定进入稳定期的企业零增长，同时零衰退，并且假定公司100%地现金分红，那么，20倍的市盈率相当于5%的年利率。

　　假设华谊会在5年之后进入这个阶段，那么，在5年之后，它要维持现在的市值，一年的净利润应该为5亿元。这意味着华谊一家要每年拿到100亿的票房，以《风声》2.2亿的票房计算，每年需要推出40多部《风声》级的电影，近乎每周一部。如果华谊不拓展新的业务，不进行商业模式调整，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易凯资本CEO王冉认为，从投资的角度讲，一个一年只拍一两部电影的公司将承担巨大风险，中国电影公司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就是：上规模，提高吞吐量。

　　“什么时候出现了三四家能够每年投拍十几部、二十几部，甚至三十几部电影的公司，”王冉对本刊记者说，“中国电影业才算真正走向了成熟。”

　　于是一切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原初性的问题：融资，以及如何融资。

　　中国电影的投资主要来自社会资金，虽然去年有招商银行投资背景的《非诚勿扰》票房表现不俗，但高军仍然认为，金融和电影产业连接在一起风险比较大。中国电影目前赔赚比例的“二八定律”，决定了有些企业从银行拿不到投资。

　　2007年7月，保利博纳获得红杉中国等基金1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在一些获得银行贷款的电影企业看来，风险投资人所要求的回报率，因为高于银行利息，并不具有太大吸引力。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就曾对媒体说：“以股权投资的方式进行电影融资代价太高，一部戏开发了半天，别人投了50%，赚了钱分别人50%。”

　　高军认为，虽然2009年的影片在投资方式和投资结构上会有新的变化，但传统的融资模式仍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由几个制片方投资，投资比例分散，风险共担，远比一家投资方从银行贷款承担所有风险要稳妥。

　　实际上，中国式“大片”几乎都有这样的融资背景。《赤壁》的投资方就包括了橙天娱乐、CCTV电影频道、北京紫禁城影业、北京春秋鸿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等11家影视投资机构。国内投资方按投资比例分享国内市场利润。海外的投资方则包括日本的Avex、台北中环国际、韩国Showbox电影公司和英国渣打银行的贷款。即使《建国大业》这样的献礼影片，投资方也有十几家之多。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人沈南鹏表示，电影是典型的文化创意行业，上一部电影成功，有可能下一部就亏钱。

　　“电影的回报是波动性的，如果以10部、20部戏组成一个投资组合，回报就可能很理想。所以在目前的市场状况下，建立专业电影基金非常合适。若能有百分之十几的回报，对闲散资金会吸引很大。”

　　如今，在中国的大城市，年轻的白领花上60-80元的票价，捧着薯片和爆米花，涌进装修豪华的多厅影城——尽管所有的影厅都在放着同样的片子，中间笑场不断，尽管不稳定的经济正在搅动这个时代的神经——但无论如何，中国电影仍然是一块愈发膨松酥香的金色蛋糕。

　　“电影消费本来就是一种宣泄式消费，”万达院线的陈国伟说，“如果生活中有更多的忧虑，人们可能更希望走进这样的场所来缓解、交流、倾诉。”

　　按照历史规律，当经济危机来临时，由于“口红效应”，影视业一般不降反升。“还有什么比跑进电影院里，找寻两个小时逃避现实更便宜的娱乐？”香港金像奖协会主席文隽说，“银幕上的花团锦簇、悲欢离合的故事、寻梦，也是大家发泄喜怒哀乐的最佳场所。”

　　“美国2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成就了好莱坞，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成就了韩国电影，”高军说，“现在则是中国电影最好的机会。”

　　(感谢北京电影学院安康对本文提供帮助，实习记者马李灵珊亦有贡献)

2009年12月18日12:16  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编辑部

　　作为今年最后一部重要的华语电影，《十月围城》以凌厉的宣传攻势，开始进行例行的眼球轰炸：全国范围的报纸和电视宣传，衣香鬓影的开幕仪式，集束式的明星导演访谈……

　　这似乎已成为大片亮相的固定程式。坦白说，这种铺天盖地的全方位攻防作业，倾巢而出不依不饶的狠劲，也许能达到商业效果，但已让人有些麻木：数数看，仅仅9月以来，就有《建国大业》、《风声》、《三枪》等所谓“大片”，把有如打了强心剂的亢奋、繁华和喧嚣，一次次重复上演。

　　说起来也就是几年的工夫。仅仅7年前，张艺谋以大片《英雄》首开大规模商业化包装推广之风，该片票房收入两亿人民币，被媒体惊呼“奇迹”。今天来看，无论《英雄》是否该被精英知识分子批为“错误的英雄史观”，他本人是否该饱受鞭挞，张艺谋都是开启中国电影市场化进程的重要推手。

　　他的商业眼光，他的于连般出人头地的强烈意愿，以及秦国军人式的执行力(这在他电影中有很形象的体现)，当然，还有他的艺术创造才能，帮助他成为当代中国电影市场的重要奠基人。从电影商业化的角度来说，他把陈凯歌、田壮壮等同时代电影人，远远地甩在身后。

　　在吸引观众进入电影院、重新唤回电影观众的信心方面，从北京贫民底层冲出来的冯小刚也有其重要贡献，他对北京市民心理的熟谙、对大众社会脉搏的把握，以及同样要赢得尊重的渴望，使他成为市民电影的最重要代表，由他开创的这个电影领域(日本拍摄了一百多部的系列电影“寅次郎的故事”类似于市民电影，但在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上略逊于冯)，迄今还没有跟进者。某种程度上说，为远离市场、远离民众精神需求的知识分子把持的电影理论界，欠冯导演一个公道。

　　回想中国电影业的这10年，多少有些让人恍惚：从本土电影一败涂地，一年也出不了几部观众愿意自费观看的电影；“抵抗好莱坞电影侵略”成为时髦话题，电影界人士苦苦思索韩国电影的自强之道，法国电影业的配额制度受到研究；中影公司只能靠垄断外国大片上映权维持生计，“华谊兄弟”还是个没人知道的小公司，到转眼间“麻雀变凤凰”，电影业开始繁荣——观众进入影院，院线兴建，资金进入电影制作、发行领域，明星、导演受到追捧，甚至有多家影业公司已经或正在筹划上市。看起来，中国电影突然从冬天进入了春天。

　　和仅从艺术与思想的角度关照电影报道的传统思路不同，借本年度最后一部大片《十月围城》上映之机，本刊的这组报道，想从电影市场和商业化的视角，来切入中国电影——这个已越来越重要的商业和文化现实。

　　这股滚滚而来的热潮，真是中国电影复兴，乃至“大国崛起”、文化复兴的一个样本吗？或者还只是一个短暂的小阳春？想真正成为电影大国，我们还缺少什么？

2009年12月18日12:10  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记者  刘子超  发自北京

　　中国市场真正有票房影响力的艺人几乎没有，有票房影响力的导演就那么几个，资本很难“遍地开花”地去投资

　　易凯资本从2002年开始关注中国传媒娱乐行业，7年时间里，已成为传媒娱乐业内最知名的投资银行，被业内称为传媒娱乐业的“幕后推手”。

　　人物周刊：就你的观察，现在中国电影的“盘子”有多大？

　　王冉：电影市场一年就40多亿，规模不算大，随便一个市场都要比电影市场大。比如央视去年一年的广告加起来可能将近150亿，而电影票房才40多亿。这40多亿还要分给院线、电影院，真正分到制作方、发行方手里的大概只有45%左右。当然电影还有其他衍生收入，例如海外版权、新媒体、制成DVD，但总的来说这个比例还很少。

　　人物周刊：但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始关注中国电影了。

　　王冉：第一，是因为中国电影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处于黄金期。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化多厅电影院的建设。就拿北京市海淀区来说，以前只有华星一家多厅电影院，一年票房四五千万人民币，但现在至少有5家多厅电影院，还是这个区域，还是这么多人口，一年票房将近两个亿。以这样一个速度增长，很多二三线城市也会开始有电影院。电影行业快速增长的趋势，对投资者是有吸引力的。第二，投资者觉得电影是相对容易建立品牌的一个平台。不可否认，电影业有它性感的一面，这让很多不了解这个行业的人误以为遍地黄金。

　　人物周刊：每年也会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比如去年的《非诚勿扰》。用王朔的话说，这些东西像给新投资人打了一针鸡血。

　　王冉：对，《非诚勿扰》的制片方华谊兄弟单片就获得利润将近一个亿，但这是非常罕见的。绝大多数电影都不会有这样的回报。其实电影行业的风险还是很大的。去年国产400多部电影，但真正能进电影院上画的只有100多部，而商业上回报较好的也就10多部。一些年轻、名气不大的导演拍的电影都不赚钱。赚钱的就是那几部大片。

　　但好的一面是，现在电影市场投资越来越高，大片的票房越来越高。以前的片子票房过亿就很难，现在的大片过两亿容易了。现在有人预测，未来3年肯定会有一部电影单片票房过1亿美元。

　　人物周刊：现在有兴趣投资电影的人有多少？电影投资的风险主要在哪儿？

　　王冉：有兴趣的还是蛮多的。但说到底，愿意不愿意出手，还受到几个因素制约。一是它的规模小，整个相关的市场一共就几十亿人民币；另一个就是怎么解决“一翻一瞪眼”的问题。比如这部电影火了，下一部不火，电影存在太多偶然性。对资本来说，它需要一个可预期的曲线。

　　那用什么来解决这不可预期的问题，只能靠形成规模。但现在整个中国电影行业还处在一个单片驱动的阶段。包括像华谊兄弟这样的公司，一年也只能拍2-4部电影，而每部电影的成功与否，都会直接影响公司全年的电影收入，这非常可怕。另外，中国市场真正有票房影响力的艺人几乎没有，有票房影响力的导演就那么几个。当这个行业没有足够的导演和艺人能拉动票房时，资本很难“遍地开花”地去投资，因为投了也是瞎投，砸不出东西来。

　　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让导演分流，从以前的张艺谋、冯小刚到现在的宁浩、徐克，从以前大家只认识两三个导演到现在认识十几个导演。虽然与好莱坞相比仍然很“薄”，但比起以前两三个导演“独霸天下”的局面，还是一种非常大的进步。在这个前提下，整个行业开始变得可控，出现专业的监理和担保机构，保证电影能按时按预算完成。这种对整个流程的把控，是影响整个行业未来发展重要的因素。资本可以承担的风险是，你拍的电影，市场反应没有预想的好。资本不愿意承担的风险是，比如说4个月拍摄，6000万预算，但你拍了一年零四个月，6000万早用光了。

　　人物周刊：好莱坞有一种叫担保公司的机构，专门监督制片人按时按预算完成拍摄。

　　王冉：对。在美国，如果没有监理公司的参与，大片是没法进行拍摄的。贷款公司不会放款，政府退税也无法拿到，所有东西都是以监理公司的介入为前提，由它来保证整个电影流程按时按预算完成。

　　当然，监理公司愿意为影片做担保，它的前提是导演、艺人都必须是演员工会的。这相当于一种相互制衡，使得大家都变得相对可控，大家都要顾着自己的饭碗，这样你的钱就不会乱来。这不像中国的导演，预算超了就超了，你怎么着吧？

　　人物周刊：有什么手段能规避这些风险？

　　王冉：要给电影行业时间让市场发育，我们看好的是它的未来和增长。对于中国电影行业，你不能拔苗助长，指望它一下子方方面面都完备。应该让一些比较好的电影公司做大，让他们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游戏规则”来，然后借这套规则去影响下面比较小的二三线公司。过一段时间，在那些二三线公司里也冒出一两个，那么整个行业就能过渡到一个良性阶段了。

　　对资本来说，保险起见可以投资发行，因为发行面对的不是一两部电影，而是一年十几部的量，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或者投资电影院，当然它可能承担房地产风险，但规避了电影本身的风险，电影院总是有人去的。

　　人物周刊：有个说法，中国电影有10%是赚钱的，90%是赔钱或者是持平的。这种现象好莱坞也存在吗？

　　王冉：好莱坞是这样的，每年大的电影公司(6大电影公司)，一年有差不多20部片，其中真正自己参与制作的就是大概七八部，剩下的就是给独立制片公司做发行。在那七八部里面，又至少一半是系列电影，就像007这样的片子，剩下的才是新片。这样的好处是，像007这样的片子，票房基本上是有保证的，它靠的是品牌的力量。

　　他们还有一个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电影的后产品开发做得充分。电影院上画后，还有DVD、新媒体的收入，这部分占的比例比较大。如票房不好，这方面也能弥补。而在中国，DVD、电影频道的收入都可以忽略不计，新媒体更是少得可怜。

　　人物周刊：现在业界有普遍的看法是好编剧最缺。

　　王冉：不仅是编剧，其实在这个市场里导演也是越来越缺。真的能带动票房的大牌艺人在中国也几乎没有几个。周迅正在开始，葛优如果没有了冯小刚，影响力也很难说。以前说Will Smith(威尔·史密斯，著名好莱坞演员)单片的片酬最高能拿到6000万美元。中国的电影演员都说，怎么他拍一部片子能拿那么多钱？我们国内拍电影都不谈钱，就跟免费拍差不多，和电视剧比更差远了，一般顶多就几十万，极个别才有几百万。

　　那天我看了史密斯演的《七磅》，你就觉得他确实值6000万。整个电影他一个人就能撑下来，你就冲那一个人去看电影的，如果电影换了演员，一点意思都没了。他确实演得好，对每一个细节的把握都特别准确，这是中国演员达不到的。

　　人物周刊：很多中国电影都是做房地产的人投的，甚至山西挖煤的煤老板也投资电影，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王冉：这种现象目前太多了。我觉得很正常，因为在良性资本的资金链建立起来之前，电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产业，有钱就可以投资。但一旦产业链越来越完善的时候，它就会变得相对封闭，随便什么资金再往上投就会有一定的难度。

　　现阶段，就单片投资来说，投资一亿、几千万是可以的。但即使是现在，一些好电影，比如冯小刚的下一部电影，你想往上投钱已经有一点难度了，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资金链。如果你愿意，你只能去找一些二三线的电影公司投资，比如投李湘的下一部《十全九美2》。

　　人物周刊：电影业门槛会不会越来越高？

　　王冉：如果只是对单片投资的话那还好，但如果你想在电影行业里打造出一个像华谊兄弟这样的品牌，门槛确实越来越高了。5年前，你有两三千万美金就可以做到，现在至少要一亿美金到两亿美金了。

2009年12月18日12:14  南方人物周刊


高军（姜晓明 摄）


　　本刊记者  刘子超  发自北京

　　高军的电影情结，始于他记事之后看的第一部电影《小兵张嘎》。他说，到现在为止，这部电影他看了差不多150遍。

　　年轻时，高军在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插队，每天放马、放羊、种地。那时候文化匮乏，唯一的娱乐就是隔周看一场电影。“但是设备老化，银幕时明时暗，”高军回忆，这事成了他当年心里最大的懊恼。

　　1971年，高军结识了斯琴高娃。当时，斯琴高娃从内蒙歌舞团解散下放到高军的连队，和他同在一个宣传队里。斯琴高娃是报幕员兼歌舞演员，高军是男生独唱。两人因为都热爱电影，很快成为了朋友。

　　一次，连队放映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斯琴高娃特别喜欢里面演安娜的女演员。她偷偷对高军说，要是能回城，她一定要当演员演电影去。高军也不甘示弱地表示，他要是回北京，就去放电影。

　　30年后，斯琴高娃已是一代影后，而高军虽然没直接放电影，却也在电影策划圈里赫赫有名。一次两人碰面，提起30年前的往事，都觉得冥冥之中有一股神力。

　　高军后来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在此之前，他在106无轨电车做过售票员，在木材公司做过工会干事。从电影学院毕业，高军来到当时的北京市电影公司，做了业内刊物《北京影坛》的记者。从1990年开始做电影的策划、宣传和商业运作。

　　“看《满汉全席》，品京华茶叶”

　　20多年前的情形是怎样的？高军说，当时他一年的宣传资金只有18万，平均下来每月1万5。“这些钱除了够在报纸中缝里做几篇小文章，几乎什么都做不了。”

　　1995年，高军接手了徐克导演的电影《满汉全席》。当时大家预测不做广告票房收入会是100万元左右，而高军想实现200万元的票房，就需要4万元的广告费，可谁也拿不出这笔钱。

　　当时，社会上正在流行全民经商，“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高军灵机一动：能不能走电影和企业广告结合的路子呢？

　　于是高军做了一个文字策划方案，拿给一家茶叶公司的老板，这家公司正要推出一款新品茶叶。高军的基本构想是中国人吃了好饭要喝好茶，于是就有了“看《满汉全席》，品某某茶叶”的广告语。老板一看很高兴，立刻拍板给了4万元现金。唯一的两个要求就是，电影海报上要印上“某某茶叶预祝《满汉全席》映出成功”的“企业冠名”，还要在电影院门口设立兑奖点，每卖一张电影票，送一袋茶叶。

　　《满汉全席》在北京拿到了300多万的票房，商家的茶叶销量也一下翻了3番，高军亦成为中国电影商业运作的第一人。“我觉得电影和企业合作一定要有契机，要么是文化契机要么是商业契机，”高军说，“是《满汉全席》让我想明白了这件事。”

　　就在高军为每年只有18万的宣传资金苦恼的时候，北京市的电影票房也不过区区3000万——全国排名倒数第六。正是随着广告投入、影院建设以及电影商业化的深入，中国的票房才开始迅速增长。

　　2008年北京市的电影票房达到5个亿。在15年里，增加了将近17倍。高军说，这一切都是电影商业化进程带来的结果。

　　电影首映权拍卖

　　《满汉全席》之后，高军想有新的尝试。正好叶大鹰拍的《红樱桃》被拿到武夷山参加中国南方省市电影公司交易会，因为俄语和德语对白太多，制作成本高达1700万的片子竟然找不到一家买主。

　　片子到了高军手里。看完后，高军告诉叶大鹰，片子是好片子，一定能卖出去，但要用特殊的商业化手段发行，要有一个强大的社会热点把片子“托起来”。

　　高军采取了首映权拍卖的方式。当时国内还没有拍卖法，高军便向中都拍卖行的一个朋友咨询了拍卖流程，自任拍卖师，在办公大厦3楼举行拍卖会。在拍卖之前，他全然不提拍卖的事，先请各大影院的经理看片子，看完片子以后才宣布拍卖电影9天的首映权，起价8万。

　　全北京影院的经理一看，高军把全市100多个媒体都请过来了，仅在前台拍摄影院经理举牌场面的就有40多台摄像机——因为电影拍卖，还是没有过的事。

　　高军说，其实当时他也捏了把汗。所有经理开始举牌，举到40万，很多经理都不敢再举，只剩下两个女经理在较劲。最终举到52万时，其中一家感觉9天内实在完不成这个数字，不敢再加价了。

　　就这样，电影的首映权第一次被拍卖出去了。高军说，由于担心失败，直到一锤定音后，叶大鹰才从旁边的屋子走进来。当他和叶大鹰握手的时候，发现叶大鹰的手心里全是冷汗。

　　电影拍卖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最终9天收了88.8万。在庆功会上，电影局副局长问：“你们这数字太巧了，有没有杜撰？”影院的经理表示一点没有杜撰，1200多座的场子，场场爆满。最终，《红樱桃》在全国拿下了6000万的票房。

　　打造中国贺岁档期

　　《红樱桃》的大卖，让高军声名鹊起。他先后参加过很多场拍卖会，都是要他介绍北京拍卖经验的。“电影首映权拍卖”的方式由此铺开。但高军意识到还应该有更创新的商业化手段。于是，他开始研究中国电影市场的档期问题。

　　高军最早受到的启发，来自成龙的贺岁片。1995年春节，国内引进成龙的《红番区》。在此之前，影院大年三十、初一、初二都放假，即便不放假也没人来看电影。《红番区》上映时，院线员工都心生怀疑不愿开工。但最终的结果表明，这部电影票房上亿，成了春节文化消费的一景。

　　到了1997年，高军觉得，香港能拍出自己的贺岁片，内地也完全能做内地自己的贺岁片。高军开始与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老板张和平一起策划做内地的贺岁片。当时有几个方案，最主要的是要选择一个成熟的电视剧导演，因为电视剧在国内喜闻乐见。高军说，当时的人选是郑晓龙、冯小刚和赵宝刚，看谁更符合中国喜剧的要求，最后冯小刚的剧本《好梦一日游》脱颖而出，这就是后来的《甲方乙方》。

　　《甲方乙方》还有一个重大举措，它改变了过去国有制片厂的制作模式，所有主创人员都采用捆绑制方式，报酬和票房挂钩。“所以开始时，冯小刚一分钱没拿，”高军说，“片子赚了再拿钱，没赚，就没钱，赚得多，就拿得多。”

　　当时葛优已是成名演员，他拿了60万的片酬。这是因为葛优已经拍了《活着》，片酬就是60万。高军说，其实在《活着》之前，葛优的片酬没有超过10万。

　　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活着》是张艺谋把葛优推荐给外国投资方的。在饭桌上谈片酬时，张艺谋不便当着投资方的面，告诉葛优片方给他准备了多少片酬，但暗中透露给葛优，片方已经决定给你演了，现在就谈片酬，你就放胆要吧。

　　葛优听出了这个意思，一咬牙说60万，片方马上同意签约。事后，张艺谋对葛优说：“优子，你知道片方给你准备了多少钱？300万。”

　　在拍《甲方乙方》的时候，高军和葛优则是敞开来谈的。3个选择：60万可以一分不拿，参加后期分账；也可以都拿走不参与分账；也可以拿一部分留一部分来分账。高军说，当时葛优比较保守，决定拿走50万，留10万分账。到后来，葛优一共拿了75万的片酬，冯小刚拿了110多万。高军说：“谁让他没有参与捆绑呢。”

　　在打造中国贺岁档期的过程中，很多人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高军说：“冯小刚对《甲方乙方》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对他们家孩子。”

　　样片拍好后，高军请来了全国200多家影院的经理看片。在放片之前，冯小刚还没来得及吃饭，高军就让人买来包子，和冯小刚一起吃。这时一个工作人员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说，片子放出来声画不对位。大家捏着包子跑进放映厅一看，葛优说话的时候，画面没有声音，可嘴一闭上，声音就出来了。高军说，冯小刚当时“哇”地一声就哭了，没嚼完的韭菜馅喷了一地。

　　“小刚，别哭，”高军一边安慰冯小刚一边给北影厂打电话，联系那里善于使用双机的放映员，然后开车把所有影院经理送到北影厂。高军记得，影片结束后，影院经理全体起立鼓掌3分钟，冯小刚这才破涕为笑，可见他对此片的重视程度。

　　400万投资的《甲方乙方》创造了中国电影的奇迹：一部影片在一个城市就将成本全部拿回，其他城市的票房纯属赢利。更重要的是，它开创了中国电影的贺岁档期。第二年，紫禁城影业公司继续投资了《不见不散》，第三年又拍了《没完没了》。如今，贺岁档已经发展成最为稳定、成熟的档期了。2008年的贺岁档票房已经达到9亿元，超过了全年总票房的1/5。

　　到了2002年，中国电影贺岁档的第二阶段开始了。张艺谋的《英雄》本没有打算贺岁，之前他做过贺岁片，惨败。而到了《英雄》，所有机缘都凑在一起：冯小刚没做贺岁片，而张艺谋联系的多位大腕恰好都有档期，加上耗资300万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于是结果出乎意料，票房2.5亿——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冯小刚当时的票房最多是四五千万)。

　　高军评价道：“《英雄》有两个贡献，第一是探测了电影市场贺岁档的票房到底有多深；第二是拓宽了中国贺岁片的概念，并不只有喜剧，古装动作片同样可以。”

　　从2002年到2008年，贺岁档的票房递增明显。2008年票房9亿，2009年有可能达到12亿，增长幅度高达30%。“

　　这证明了一句话，中国电影的票房增长，是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商业化运作一路走来的，”高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