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元甲”题材电影的拍摄史，原本有希望成为一部中国民族精神的演变史，可是，很遗憾，几十年来，有关霍元甲的电影，武打设计虽屡有创新之处，但内涵却鲜有变化，无非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经由这一连串反复而单调的书写，霍元甲在观众中已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期待视野，任何对霍元甲形象的改写都必然面临巨大的风险。

于仁泰的《霍元甲》显然没有这样的野心，但对比其他同类题材电影中霍元甲形象的单面化和封闭性，该片中的霍元甲还是经历了变化和升华的过程，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惨剧，浪荡青年霍元甲成了一心报国报民，数败西方武士，一雪“东亚病夫”之耻的霍大侠。但问题在于，导演虽然揭示了变化，但对转变原因的阐释却不够有力，也就无法让人信服。

片中，青年时代的霍元甲与爱国、民族大义这些宏大词汇都毫无关联，国家记忆在他脑海里是缺席的。那时的霍大侠还只是个浪迹津门的小混混，仗着一身武艺到处打擂，一连胜了38场，仍誓不罢休地要打下去。他以为，打是他的宿命，“只有打才能证明我比别人强！”任他饱读诗书，忧国忧民的朋友农劲荪如何规劝，他都无法舍弃世俗的成功渴望，他说：“报国是文人的事情，我只是一介武夫而已。”在这种强烈成名欲望的驱使下，他在一场惨烈的决斗中结果了秦爷的性命，津门第一由此诞生。可当霍元甲从狂欢后的酣睡中醒来，却猛然发现他慈祥的母亲和心爱的女儿已经倒在血泊中，由于放纵武力而招来灭门惨剧，这让霍元甲万念俱焚，就此打下了他转变的因子。

霍元甲投河自尽，却被人就起，醒来后置身一个似乎与世隔绝的村庄中。传说中的世外桃源正是此等模样，青山绿水，善良的老人，美丽的盲女，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这与武侠小说中的经典叙事看似颇有相象之处，主人公遭遇灭门惨剧，幸免于难的他浪迹江湖，不幸跌落山洞或山谷，到达一不为人知晓的所在，得奇书或遇奇人，武功大进，最后出山报仇雪恨。但实际上，它们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武侠模式虽然老套，但至少在逻辑上说得通，一系列情节都指向个体，遭祸—学艺—报仇，符合人伦天理。但是，霍元甲则不同，他重新出山之后，刚回到天津，见到一张关于俄国大力士横扫中国的报纸，却俨然成了一气度非凡、深明大义的侠客，自此汇入了民族历史叙事的洪流。这一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钢铁是如何炼成的”，实在让人费解。也就是说，霍元甲即便有所悟，也应停留武术不是杀戮之术之类的层面上，而不是认识到武术是“为国为民”之术。如果想到霍元甲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数年，无从知晓外界的变化，所见唯日升月落、草长莺飞而已，其心境应是宁静淡泊，心生遁世之念才对，何以瞬间决定为国家荣辱毅然出战。

月慈这个人物的设置也颇值得商榷。月慈虽然在英雄落难的日子里给予他温柔的抚慰，但是这个人物基本不与故事整体发生关联。女人在这里又一次沦为了温柔乡和装饰品，成了洗干净男人头脑的“肥皂”。

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除了刚刚目睹惨剧后的绝望，我们再也看不到英雄霍元甲的痛苦和挣扎，多的是木然和释然。要知道，因为他的轻信和卤莽，一人死在他刀下，无辜的母亲和女儿因他而死，还有一人在他面前自杀。这一切痛苦的回忆和由此引发的反思和自剖在他往水中一跃后无端地被抹杀了，蒸发了。在关于村庄的部分，我们看到的只是如画的山水和美丽的姑娘，一切凝重和分裂荡然无存，导演更多是将镜头对准了远处的山水，而不是对准人物的内心。而在他重回江湖，除了往秦爷家祭拜时略显出对往日岁月的忏悔后，他惨痛的的个体记忆很快被为民族雪耻的豪情和使命感所吞没。而当霍元甲一派儒雅之风，与日本武士潇洒地品茶论武的时候，他已经完全从往事中挣脱了。民族大义与个体精神困惑，虽然有交错，但更大程度上是不同层面的，可导演在此既没有揭示个体困惑消除的过程，也没有告知霍元甲后来深明大义的缘由。

如果导演能够把个体生命的困惑和民族大义的张扬交织在一起，揭示出其中的缠绕和碰撞，定能大大深化这部电影的主题。当然，我对这种精神痛苦的念念不忘，并不是执意和霍大侠过不去。如果说健忘的普通人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抹平，这是可信的；但是霍元甲，一个据说是领悟了武术真谛的人物，倘没有经历一个痛苦、曲折过程的话，那么这种顿悟也是廉价和不可信的。何况，即便领悟到了，精神痛苦也不能短时间内能消除的。导演为了叙述的方便，或者是无力解决这一问题，将这些统统省略，最终陷入了屡试不爽的武术爱国主义的老套。李连杰把这样一部影片作为对其自谓的武术精神的诠释之作，从个体出发，最终落脚于民族大义之上，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从今天的时代来看，也是不和时宜的。
同时，霍元甲所生存的20世纪初期的社会环境，实际上也被抽象化了。从片中看，当时存在的唯一矛盾似乎就是中国人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霍元甲面对的唯一敌人就是西方列强，打败了这些人，国家得到了拯救，霍元甲也就可以功成身陨了。观众无法领略霍元甲对那个时代更全面、更深入的看法，他如何面对军阀横行、贪官遍地的现实，他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冲突下的武术的处境，尤其是他如何面对武术在西方的长枪大炮前日益丧失其威力的现实。导演不让武术和武者去面对这些新困惑、新问题，而仅仅成为一种反抗西方资本主义，博取爱国主义欢呼的工具。在一个虚拟的擂台中打败了西方人，东亚病夫的称号就解除了？中国人就雪耻了？一切问题都不存在了？《霍元甲》放弃面对和无力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注定了它对武术精神诠释的局限性和肤浅性。

于仁泰或者说李连杰的《霍元甲》既无法面对深层的个体精神问题，也无法面对更广阔的社会现实问题，不可避免地走向双重失败，也是今后类似题材电影要有所创新所必须突破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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